最近，一本题为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I》的小书在外国文学爱好者的圈子里很火。这本由老牌大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小书，来自著名的美国杂志《巴黎评论》，收入了从海明威、亨利·米勒到凯鲁亚克、卡佛、斯蒂芬·金等16名大作家的对话录，由苗炜、黄昱宁、比目鱼等近年来极为活跃的译者操刀翻译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，以至于出版方很快宣布，将继续出版之后的二、三、四各辑，其中将包括E·B·怀特、哈罗德·品特、索尔·贝娄等几十个闪亮的名字。

看上去，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。不过几天之前，知名书评人乔纳森的一篇文章把这本书推到了风口浪尖。乔纳森的题目是“谈谈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I》的翻译质量”，文章里说，（此书）“的确有译得相当精彩生动的地方，不过，译文也普遍存在错误。每篇的误译，少则四五处，多则十几处；错少的，并不见得水平就高些，可能是因为访谈篇幅短，或是原文难度低。”然后从书中随机选取8篇，每篇各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。于是，就如乔纳森所说，“好比一位青年本来生得英俊，却不幸长了一脸痤疮，这样一来，我们还能无保留地赞赏他的英俊吗？”这本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I》的形象，一下子变得有点可疑起来。乔纳森文章的最后，给出结论，“我并不认为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I》的翻译质量很坏，毕竟，参与其事的是有名的译者、有名的编辑、有名的出版社，但它确实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中国翻译出版的现状，不能让人满意的现状。”

中国翻译出版的现状到底如何，其实是个大问题，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I》是否真的能“具体而微”地反映这一现状，我持怀疑态度。诚然，乔纳森指出的各种翻译错误，确实存在，译者和编辑在其中显然都有各自的责任。不过作为一名普通读者，我倒并不因此认为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I》这本书的价值就因此大有减损。事实上，在了解到这些翻译错误之前，这本书我读得很开心，而在了解到这些错误之后，回头再看一看，我当然对乔纳森的校勘表示感谢，不然还真的会在对某几位作家的理解上生出偏差，不过总的来说，我还是选择继续喜欢这本书。因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带来了那一批作家的明晰形象，更提供了记者对话作家的写作范式，对我来说，其中的价值不言而喻。

所以回到乔纳森对中国翻译出版现状的评价，我能理解他的“不满意”，同时却要表示自己对这一现状的满意。最近几年，以黄昱宁他们为代表的这一批年轻译者，为中国读者带来了E·B·怀特、奥康纳、石黑一雄、麦克尤恩、朱利安·巴恩斯、雷蒙德·卡佛等一大批西方当代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，极大更新了我们的阅读视界，甚至对我们的文学写作，也在带来影响。同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，最近两年出版的“短经典”系列也让人们对短篇小说这一古老文体再次发生兴趣——这一切，离不开当下翻译出版界的推动。

30年前，以《百年孤独》等作品为代表，当时的文学翻译和出版其实完成了一个文学启蒙的过程，这才有如今读者水平的逐步提高。虽然包括《百年孤独》在内，很多作品的翻译问题都曾经被拿出来讨论，不过这些译本的启蒙作用，并未因此而消解。相对而言，今日的文学翻译出版同样如此，前些时候北岛和孔亚雷翻译的《渴望之书》引来读者的诟病，但换一个角度，如此重要的摇滚诗人终于进入文学翻译的视野，本身也是一种补课。回头来看，30年前的那场文学启蒙其实是不够完整的，纯粹以介绍外国一流文学作品而言，今日的翻译出版，更多还是在做补课的工作，把这称为再启蒙或许有点失之拔高，但作为读者，我对最近几年带来那么多好书的译者和出版人，心存感激。

表达感激，当然也不表示对翻译中的各种错误就视而不见。我想这其中的心情，更多是一种“理解的同情”吧。黄昱宁、彭伦、盛韵、比目鱼等译者的文字，我一向喜欢，他们这一批人为传达更新更多的外国文学精品所付出的心力，却少有人知，而更少人讨论的，还有从事这一行业所得回报之微不足道。所以，如果要说中国翻译出版真的有哪些不能让人满意的话，首先的问题，是为什么这一批新起的所谓“名家”，人数竟然是如此之少，为什么更多的文化精英，不愿意投入到这一事业当中来。这是翻译出版界的问题，但似乎又不是翻译出版界能解决的了。